两届“十月签约作家”对话：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

两届“十月签约作家”对话: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两届“十月签约作家”对话活动日前在京举办，作为第六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核心活动之一，此次对话由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出版集团承办。

两届签约作家以“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为主题，围绕“新生活新文学”“生活对写作的本质影响”“文学写作和大众生活的关系”“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等话题展开对话。

刘庆邦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煤》《遍地月光》《黄泥地》《家长》《堂叔堂》《平原上的歌谣》，以及短篇小说集《胡辣汤》《神木》《找不着北》。自签约之后，刘庆邦完成作品《家长》《堂叔堂》，荣获第四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等奖项。

谈到“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这个主题，刘庆邦表示自己一直在思考，“当今时代，观众的口味、读者的口味都在变，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应该怎么办？”他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作家需要保持创作的定力，要尊重自己的天性，要从个人出发，要从生活出发，从心灵出发，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一个作家的写作离不开生活，我们还是要从生活、从感性出发，然后才能上升到理念上。从实的地方出发，才能到达一种虚的、抽象的境地，这是创作的一个根本规律，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生活，特别是要重视新的生活，不断从新的生活中吸取我们的创作营养和创作资源，跟上时代的步伐。”

范小青2018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灭籍记》，她坦言，自签约之后，就开始酝酿新的作品，但在写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说困惑，即素材太多无从下手，她说，“生活就是一个富矿，但是你掉进这个富矿以后，如果不爬出来，那还不是文学。富矿里的金银财宝，你得把它提升上来。这可能是生活对写作本质的影响，你在这个富矿里要去判断取舍，当这个富矿都是好东西的时候，你会非常郁闷，一方面觉得写这个东西很好，但一方面觉得无从下手，尤其像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时代，东西很多，像我特别关注现实生活，对生活中的每一点东西都会敏感，都会产生写作的想法，越是这样，面对大量的东西，越是难以取舍，难以确定从哪个角度去写，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现在我们写作跟生活就有这样的关系，因为生活太复杂、太丰富、太奇葩、太荒诞，确实要有距离，要遗忘掉一些东西。所以从我这个经历来看，对于我下面要写的长篇，可能也会重新再来思考。”

作家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三个三重奏》《北京:城与年》等作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关于如何面对新时代的写作，宁肯认为这几年中国的确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面对许多变化，“新时代和写作的关系，可以还原为生活对写作本质的影响。非虚构和生活之间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可以直接反映新时代的各种变化。作为虚构的文学，它和新时代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两回事，生活是生活，小说是小说。小说来自于生活的影响，它是非常简洁的东西，因为生活是显露出来的东西，显露出来的东西应该由非虚构去更好地完成它。生活显露出来的东西下面还有更多东西，就像冰山一角，有大量被遮蔽的东西，而小说面对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新时代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是一种折射的关系，你可以写表面，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生活表面的背后。我们作家就在做这个事情。”

关仁山回忆，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结缘是二十年前写《天高地厚》的时候，现在也有《雄安雄安》的三卷本即将交付给十月文艺，为什么写《雄安雄安》，关仁山表示，雄安是一座探索的城市，是未来试验田，它是千年大计、国家行为，但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如何融入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站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文学有什么作为，如何记录这个时代，“新生活来了，旧生活不是一夜之间就变的，旧道德的东西还在延续，我们的生活在往前推动，只不过新时代提出新的课题。我想我们作家有责任去尽自己所能，书写这些东西，不说给历史留下什么，起码这个时代人是怎么活过来的，用文学细节还可以记录一些东西。”

李洱当日分享了观看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感受，他认为从贾平凹到余华，再到梁鸿的讲述，可以看到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不一样。“有的作家是通过不停地写、反复地写，他要找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知识的客体，他所有的经验凝结成一个东西，像晶体一样，照亮他自己，也照亮别人。还有一种作家，他反复地删除，反复地自我‘蒸馏’，他的删除最后形成巨大的缺陷，巨大的‘无’，而那个‘无’发出声音，那就是他寻找的东西。我不能说我的写作接近于后者，我只能说我的写作确实也是不断删除的过程，试图让我要寻找的东西水落石出，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石一枫被称为新一代京味作家，关于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他说，“新的北京书写，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说我希望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的变化，怎么可能是几个作家来书写之后决定这个城市的变化，不可能，像老舍一样伟大也不可能。我们一直在写的都是这个城市的变化，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生活的变化，包括建筑物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一定会反映到作家的笔下，是城市的这些变化决定这一代作家和上一代作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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