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明年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

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创新与‘十三五’”。

大梅沙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方向，秉持理性、开放、创新的理念，聚焦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程，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力争成为国内外有重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设有中国金融改革论坛、中国科技创新论坛、社会转型与制度创新、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中国教育改革论坛等八场专题论坛和媒体领袖对话等交流环节。 厉以宁、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等学者，以及南非共和国前总统德克勒克等百余位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精英出席。

在11月4日上午的开幕式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做了题为“创新驱动和观念转变”的主题演讲。

厉以宁认为，最近一些小煤窑又恢复生产，钢铁销路变好，但经济拐点并未到来。未来中国经济更多还是L型。厉以宁建议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改进：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而现在仅靠合并不会有创新，信息量的组合才能创新，创意创新创业联系在一起，未来不需要企业家，需要领头羊就可；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社会人与经济人相结合。网络时代创新对资本的要求降低了。

以下为厉以宁演讲实录：

不要轻易谈拐点 L形更符合当前现实

第一个问题当前经济形势，根据统计局最近所公布的材料，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的确经济是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是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远远没有到。什么叫“拐点”？就是从现在的下行改为一个长期、平稳地发展，最近我们在外调查，煤的价钱上涨，所以很多小煤矿又恢复了、又生产了。钢铁价格上升了，所以钢铁的销路也比较好。

这些情况怎么来的应该分析，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企业的确是改革的地方需要去库存，所以他为了保证自己的持续前进，必须要增加他的生产资料的储备料。生产资料的储备料本来是在减少之中，但是物价只要有一开始上涨就会跟上去。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贵了，所以就造成了煤炭、钢材价格的上涨。这是当前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这是当前出现的正常现象，但是并不以为着我们下行压力已经减轻了。要知道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有很多工作我们需要做。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但是不会有大的起色。“U”形、“V”形的都不是今后出现的情况，更多的情况还是一个“L”形的情况，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的。

生产要素的组合不足以创新 需要信息量的组合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

二十世纪过去了，二十世纪流行的经济学术语中最流行而且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创新”两个字，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是一百年以前提出的，思路是对的，需要创新，但很多情况是变了。因为当时还是工业化刚开始不久的时间，那是一百年前，所以熊彼特那个时候提出的看法。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熊彼特说“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没有料到以后就变成了信息化时代了，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所必然要经历的时代，所以在目前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创新，是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不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生产要素的重组，那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这一点已经被信息化时代所看到了。两厂一合并就能够创新了？要看你的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新的因素在里面。

企业家不是创新主体 创意更多来自年轻人

再举一个例子，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对的，也没有问题的。但是信息化时代来了这个观念是落后的观念，不是这种情况。现在主要是“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是经济能够创新的话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别小看那些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何在，一旦有了创意了，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机会投资的这就是企业家。现在的情况是先有创意才有创新，有些企业是保守的维护既得利益的，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不一定。

第三个例子，熊彼特的观点是“你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然后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的，因为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网络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有人自动向你投资，不是过去求别人投资，不是的。这个应该重视到信息化时代应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 需要改变思路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古话讲过“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观念对吗？越来越不灵验，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你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的一些投资人，会出现新的组织者。有了成功就会有下一个成功，一直到另外新的创意出来了，这也是一种新的看法。

要知道今天的情况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大量的年轻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知识就少，今天不一样，尽量大量涌入创新市场的、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是年轻人，可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在这当中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也有失败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今天可以这么，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比过去不知道快了多少，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包括人的观念要改变，我们曾经这样想，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总的方向可以讲，看准了，对了。但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因为变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后的消费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投资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吗？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面他跟企业是定合同的，他自己有计算机就够了，能够跟你联网就够了，你要软件我就给你研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都带了现金吗？那个时候人们出来还一定要自己购买汽车吗？好多东西都在变。失败者跟成功者同样在涌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思维。

未来也许不存在企业家 需要领跑人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时代中，“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企业家了，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需要这样的人。他一旦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这样就行了。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

未来不止是理性人心理 更多社会人心理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下社会人和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他重视的是经济人，经济人又被称为是理性的人，他都是从自己经济的利益考虑的。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费者也是最低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

但是现在来看远远不够了，而且这个观点并不错，但是范围是窄了，不断地有经济学家对这个提出挑战。凯恩斯他就是一个，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有动物的本能，冲动性的投资。投资有冲动性这是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够的。

凡勃伦的观点是，人们的消费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物质上的满足，他有很多原因，他为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新的炫耀性的消费。炫耀性的消费他明明没那么多减产，他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在街上走过使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有钱的人”，他就感到满足。他的满足是花钱能够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穿是八十百分之为别人”，你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感到快乐和羡慕你，是这种观点。

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是达不到的，因为变量太多了，目标又不单一，你怎么能够几个目标同时做到最优呢？所以人们只能够次优选择。人们买东西特别是女同志，比如她们买一件披肩或者是一件外移，别人问她怎么样？她说“凑合”，她不会特别满意的，因为她没有走到那么多家企业，她不知道还有比她好的，真要走到那么多家没有时间。你买一个缝衣服的针，你要买最尖的针，你到百货公司去看了有卖针的，我挑一个最尖的针，你自己挑吧，没有哪个傻瓜自己带放大镜来比较在这么多针当中挑一个最尖的，还要记笔记。没有的。看到第一个针不行不太尖，换第二个针有点弯，第三个针“行了，不看了”，次优选择。消费者走在走次优的选择，还有什么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优先理性”。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广了。

实际上在经济学里面除了有经济人以外还有社会人，社会人他考虑的是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资，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经济人的假设全部在A投资，因为成本低。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这就要分析了，他干嘛要到B投资啊？一个原因是我之所以到B投资，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感情留恋，所以说在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办一个工厂，增加当地的GDP。这是一种考虑。

还有第二种考虑，我之所以在B投资，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过、生活过，当时的人们瞧不起我，认为这家伙没出息。今天我发达起来了，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这是一种心理，也是社会人。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我欺骗过一些人，找人家借钱就走了。有内疚，今天我回来了。我回想起过去内疚的话，于是我就一定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这也是社会人。

现在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而企业文化中的最核心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形势好、红利多，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制度不合理仍然是这样的，到修改以后。这是企业可以做到“同甘”可以靠制度。“共苦”靠精神，必须一种精神在支持他，这是“共苦”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够的。工厂老亏损，工资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发出来，这种情况下我走了，你怎么样跟他谈制度不管用，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攻读难关，大家抱团取暖就行了。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就更证明了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发展。今后我们的发展不仅仅要在经济上发展，经济人假设仍然在某些上面是有用的但是不够的。社会人的假设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社会责任感，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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